袁继成教授：三寸之笔继史卷 一生之力成硕学

人物简介：袁继成，1936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我校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三驾马车”之一。历任历史教研室主任、民国史研究所所长，以及湖北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现兼任武汉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名誉馆长。代表作有《近代中国租界史稿》、《汉口租界志》、《武汉国民政府史》、《武汉抗战史要》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长期研究武汉抗战的专家，袁继成教授对抗战胜利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与看法。袁教授认为，十四年的抗战能够胜利的关键在于“一条战线”和“两个战场”。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起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在内的、全民族的“爱国统一战线”，开创敌前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作战模式，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一模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值得研究和学习。

袁教授认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活动，十分必要。首先，这能够警示日本，敦促日本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回归正常国际的轨道。其次，通过纪念活动，促使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最早，坚持最久，陆军作战规模最大，牺牲最大。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战场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中国需要通过理智灵活的外交手段，让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早春的午后，在首义校区一栋老式住宅楼里，笔者拜访了袁继成教授。及进门，狭小的客厅并不敞亮，四下陈设简单，可略窥主人朴素的生活态度。书房里，满满当当的书从书柜蔓延到书桌、地面。拥挤，又不失整齐，自成一份雅趣。书桌上，还放着翻开的书籍，笔尚停在一沓稿纸上。袁教授说，这是正在写的一篇关于抗日战争的稿子，趁着现在还有精力，把所思所得记录下来。这个淡然的老者，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古稀之际，坚守学者责任，与时间赛跑，苦心孤诣未敢停憩。

走近史学：生于乱世，不忘历史

袁继成教授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自此与史学结下毕生情缘。不过，袁教授选择历史系似乎存在某种必然。1936年，袁继成出生于武汉汉正街。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家园陷入战争烽火，10月23日，年幼的袁继成随家人挤上轮船逃离武汉。同日，“新升隆”货轮在武汉被炸毁；翌日，中山舰沉没于长江。从武汉死里逃生之后，一家人滞留宜昌半年，后客居四川七载，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得以重归故里。曾经的襁褓幼儿，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已长成一个熟知三国故事的伶俐少年。七年前，逆流而上，为在战火中得一线生机；七年后，顺江而下，因故土重获而心生喜悦。个人际遇如同一叶小舟，随家国命运的波涛而浮沉。

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无形中影响了袁继成的人生选择。这个亲历炮火硝烟岁月的孩童，日后将拨开浩淼烟云，梳理武汉抗战的历史脉络。19岁考入武汉大学，珞珈山下的求学生涯中，袁继成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学理论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

走进史学：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史学研究，需沉得下心境，守得住寂寞，更要实事求是，言之有据、言而有物。傅斯年有言“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爬梳成为历史学者的案头常务。在做租界史研究中，袁教授亲赴多地搜寻租界档案，克服外文语言障碍，研读各类档案记载。他也是武汉档案馆的常客，经常在馆内查阅、誊录、思考、写作。泛黄的文卷见证了这个痴迷学术的历史学者埋首钻研的无数个日夜。

即使在家里，袁教授依旧一心扑在研究上。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籍、档案等资料，因而袁教授的夫人曾将他的书房戏称为“渣滓洞”，一来意指袁教授的工作环境之恶劣，二来也说明研究生涯之艰辛。然而，袁教授却将这个“渣滓洞”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象牙塔。正是在这里，经过无数个夜晚的灯下漫笔，诞生了《近代中国租界史稿》。1988年该书甫一出版，便赢得学界赞誉，因其史料详实，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部租界史”。

除了学术研究，袁继成教授也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从武大毕业后，袁继成成为中南财经学院的一名老师，开设中外近代史、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等课程。这个平日里潜心研究的沉默学者，在课堂上总能妙语连珠，赢得学生的满堂喝彩。他的课堂上常常座无虚席，甚至出现场面过于火爆而不得不增设课堂的情况。袁继成教授认为教书育人是老师的本职，学术需要研究，也需要薪火相传。课上他是被掌声包围的金牌老师，课外他是久坐书房的低调学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师者道义和学者责任。

这个睿智学者，在学术人生中潜心专研，著作等身，却又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守着自己的几尺书桌，用三寸之笔书写历史文卷，尽一生之力终成硕学之师。这样的史学家，会被岁月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