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灿明：知识与创新

作者简介：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摘要：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战略。创新能力的培养与三种知识息息相关。一是软知识。软知识在所有知识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软知识的多少决定了创新能力的大小。二是交叉知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身就是密切联系的，只有实现知识的交叉融合，才能够越来越靠近事物的真相和本质。三是实践知识。可从四个方面做出解释：人类的一切知识最初都来源于实践；一切知识都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属；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是在实践中最初显现；另外，一切理论创新最终都要回过去指导实践。软知识、交叉知识、实践知识，这三种知识最有利于个体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创新；软知识；交叉知识；实践知识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社会的共识。那么，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创新。创新是我们的短板，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我国现在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要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同样，在大学，当下也非常强调创新创业教育。如何让学生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能力，取得创新的成果，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创新跟学习有什么关系？什么样的知识是创新所必备的，或者说是最有利于创新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讨论的内容就叫知识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发明创造同生产紧密结合，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英国哲学家培根这样讲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教派和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一些资料显示，十六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百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一百七十三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说到发明、创造、创新，还有另外的版本。“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在2009年有一份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至2008年之间，全人类共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总数的3%。而这30项发明全部出现在1500年前，占1500年之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世界上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也就是说，1500年以前，中国的发明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这两个版本可能是取样不同和对发明所采用的标准不同，导致统计结果不同。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1500年是分水岭。即1500年之后，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创新方面落后了，直到现在，创新还是短板。据相关调研显示，我国现在经济发展存在五个短板，而这五个短板都跟创新有关。

第一个短板是高端发动机。大到飞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航母发动机，小到空气发动机，只要涉及高端两个字的发动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海外一断供我们就可能被“卡脖子”。第二个短板是材料。我国基本材料的57%靠进口，大到飞机轮胎轴承钢，小到热水器的传感器，都有明显短板。第三个短板是数控机床。现在很多零部件，靠手工是生产不出来的，要靠数控机床来完成。但是我们的数控机床在关键节点仍存在“断点”“堵点”，人家一断供我们就紧张。第四个短板是生物医药。我国生物医药存在严重短缺，许多基础性药物都靠进口，比如降压药。第五个短板是信息硬件。比如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极容易被国外“卡脖子”。中国汽车生产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芯片，当今人类社会的智能化、数字化进程非常快，而我们的芯片短缺，这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提出创新驱动战略，是因为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制约因素，一个瓶颈。我们要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要解决核心领域关键技术的创新，通俗地说，是要解决“卡脖子”问题。不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人家就会卡你的脖子，发展的空间、后劲与可持续性就一定会受到重大影响。

从前面介绍的材料来看，中国人是可以创新的。人家说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主要强项是人文。这样评价我们的文化可以，评价我们的人种却不行。我们的文化可能是注重人文的多，但人种先于文化许多许多年，是文化形成与发展时间的好多好多倍，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就有一个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后来慢慢地淡出历史舞台，它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科技基因，这就是墨家，代表人物就是墨子。墨子博物馆，基本上就是一个科技博物馆。他有许多发明创造，比如飞鸟，比西方发明飞机早了很长时间。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

墨子是几千年前的事，现在得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的中国人也有。所以只要给条件，创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要重新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设计一种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完善一套有利于创新的法律，特别是我们的教育，要启发学生创新的意识，提升学生创新的能力。要保持创新的可持续性。正如伯顿·R.克拉克所指出的，“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知识的发现与保存、传承与创新、应用与转化是大学的使命与职责，所以我们在高校工作的人，任重而道远。

前述主要是自然科学、理工科的创新，其实人文社会科学同样面临创新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有时候作用比理工科的创新可能更为根本，更为彻底。马克思就是研究人文社科的，他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那么，创新跟我们的学习，跟我们大学的教育，跟我们的学生学习知识有什么关系？本文主要从三种知识与创新的关系来做一个探讨。

计算机有硬件和软件，知识也有硬知识和软知识。正如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所做的深刻论述。他把知识分为两类：硬知识和软知识。硬知识是指能够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这种知识人人都可以得到，也能集中使用，像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些都属于硬知识。软知识就是指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比如说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言传的就是硬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是软知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似乎很玄妙，但就有那么一些东西你需要去领会，这是哈耶克的观点。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默性跟显性相对应。不难看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这一对概念跟哈耶克的硬知识和软知识这一对概念大体意思是一致的，硬知识相当于显性知识，软知识相当于默性知识。波兰尼认为，默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重要，它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是基础性的。他认为那些最形式化、科学化的知识，实际上无一例外地遵循着某种自觉和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还是默性知识。用中国的话来概括默性知识或者说软知识，恐怕只有“悟性”一词比较接近，也可以叫领悟能力。

众所周知，牛顿坐在苹果树下，一个苹果掉下来，砸到了他的脑袋。有的人被苹果砸到脑袋，抬头看一看，可能骂骂咧咧一阵，把苹果一扔或一吃，也就完了。但是牛顿被砸了以后，就在琢磨这个苹果怎么往下面掉，而不是往天上掉或者横着飞，偏偏往下掉砸到他头上。最后他悟出来什么？万有引力！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苹果就往地下掉。正如美国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获得者鲍林曾说，“好奇心和活跃的想象能力是科学家的宝贵财富”。这里所说的正是软知识。有人说，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数学，学了数理统计，学了微积分，学了高等代数，这些都属于硬知识。但是现在，这些课程知识我全忘了。尽管课程知识全忘了，但通过学习这些数学知识，我得到了逻辑思维能力，这个能力帮助我以后掌握其他的知识、适应新的环境。爱因斯坦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这种会思考的能力就属于软知识。软知识也是最不容易被忘掉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一段时间后，豁然开朗，由此创立了佛教。这就是一种觉悟，这就是一种软知识在起作用。

讲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非常的巧合，1500年不但是我们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的一个分水岭，实际上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最后的一项伟大成就是什么？是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在朝廷得罪了太监刘瑾，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他也是在一个山洞里面静坐思考，最后琢磨出心学来。这也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到目前为止最后一项比较大的成果。所以儒家里面排序是怎么排的？第一号人物是孔子，叫至圣。第二号人物是孟子，叫亚圣。第三号人物是朱熹。第四号人物就是王阳明。王阳明是什么时候的人？1500年前后，这是个巧合，也不巧，主要是明朝以后的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创新的下滑。

软知识，即悟性，怎么培养？怎么获得？天赋，不可完全否认，但是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修炼来得到。悟性是可以训练的，软知识也是可以通过修炼得到的。用杜拉克的话说就是，掌握这种知识的唯一方法就是领悟和练习。天才是有，但绝对不是太多。爱迪生说，成功是1%的天才加99%的汗水。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改变不了天赋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后天的修炼、训练来提升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增强悟性。那就是要多加思考。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习的过程，只能说是收集和购买原材料的过程——这里购买点钢筋，那里收集点水泥，那里得到点玻璃。包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收集原材料、购买原材料的过程。而思考才是加工原材料的过程。因此，只学而不思，得到的就只是个材料库，而得不到新产品。

我们通常讲三维世界，从我们学的知识来讲，我也提出一个三维概念。第一是时间维度的知识。上下五千年，是历史的维度、时间的维度，我们可以去感受那种浩瀚无边的知识宝库。第二是空间维度的知识。纵横八万里，地球上几百个国家，也许还有外星人，这是空间的维度，也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知识。我们不仅要掌握时间维的知识，还要掌握空间维的知识。但是如果就此止步，我们只有这两个维度的知识，只是收集了时间维和空间维的原材料，我们还只是一个仓库保管员。第三，必须加一个维——思维。加上思维以后，时间维的知识、空间维的知识才能够经过思维的加工变成新的产品。落实在教学中怎么办？就是要多引导学生思考，要多思考，要把学的东西不断地在脑子里面去琢磨，去体会，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那么思考需要什么条件？思考需要安静，需要氛围，需要定力。

思跟静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有一句口号叫“要让学生忙起来”，是有道理的。学生不能不读书，不能整天睡懒觉，整天去打游戏，整天到外面去逛街。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让学生忙上课，忙考试，忙考证，还要修双学位，那是很忙，但是忙的结果是什么？硬知识一大堆，软知识却没有，这种人将来有什么发展呢？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人类有再多的硬知识，比得过电脑？人类大脑能装得下网络那么多东西吗？所以，硬知识再多，其实还是有限的。过去没有电脑，遇到一个读过书的老先生是个宝，有什么不懂可以问他。现在不一样，要查什么资料，电脑上一检索就查到了。唯一体现我们存在价值的是我们的软知识。一个人如果没有软知识，只有硬知识，还是缺乏价值的。而提升自我价值，就在于丰富自身的软知识，或者叫默性知识。

所以我们要让学生更多的不是简单地忙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思考起来。整个社会也需要这样，不能太功利，不能太浮躁。一个创新型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人都是心浮气躁的，无法创新。创新需要环境，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上课不能满堂灌，要互动，要启发式教育，要让学生在掌握硬知识的同时，去修炼、训练软知识。除了天赋，更要靠后天努力，靠不断地思考碰撞，包括组织学生讨论，如头脑风暴等，都有利于训练软知识。

我们经常讲到企业家精神，这对一个社会十分重要。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第一是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第二是简单化，第三是想象力，第四是毅力和耐心，而所有这些都跟硬知识没有直接关系，都属于软知识的范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硬知识通过软知识而起作用。尤其在现代科技发展迅猛的环境下，再多的硬知识也基本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获得­。真正的创新主要不靠硬知识，而是跟软知识有关。即便跟硬知识有关，也是要通过软知识去统率、去驾驭、去加工以后才有作用。

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这几十年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不是经济学出身，但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因为实现了学科交叉。为什么知识交叉有利于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就是将知识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这样的知识有三种形态——全新的知识、再次被发掘的知识和重新组合的知识。而交叉知识正涵盖了这三种知识形态的特征与要求，因此为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万事万物本密切联系，我们把学科专业越分越细，变得碎片化，结果就是越来越脱离事物的本质，越来越远离事物的真相。反之，只有跨学科交叉、多学科融通，才能够越来越靠近真相。 

盲人摸象的故事是很启发人的，因为这些盲人都是以局部概括全局，只知道局部，所以就远离大象的真相。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最后把本来互相联系的事物人为地割裂开来。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强调跨学科交叉的原因。招生也提倡大类招生，但是我们的大类招生还有点不到位，到了大三又回去了，还是要编到具体的某一个专业。为什么？社会上用人单位需要，或者传统的惯性太大了，所以大类招生这种宽口径培养还需要实质性地加以推进。

自轴心时代开始，人类社会涌现了多少大师！那么，工业革命以来还有多少大师？如今，社会上自称大师的不少，但真正的大师有几个？工业革命以前，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看一下这些人，他们是什么专业？

马克思是什么专业？马克思不仅仅是专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横跨三大门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据说诗也写得不错，语言能力很强，不仅文笔好，还会多国语言。

亚当·斯密，通常说他是经济学专业，因为《国富论》一书。其实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了四门课。第一门是神学；第二门是伦理学，具体就是《道德情操论》；第三门是法学；第四门是政治经济学，具体就是《国富论》。据说他还学过医学。所以你说他是什么专业？

还有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孔子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节；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相当于现在的驾驶技能，主要是驾车、骑马；书是书法；数是数学。所以孔子是一个人上六门课。孔子后来办学，实际上他又是校长又是教师，就他一个人。跟孔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七艺，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

再看比孔子大几岁的老子。他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有人说《道德经》是政治学，因为他讲的是治国的道理；有人说《道德经》是军事学，因为它里面好多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等打仗的道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都从他那里汲取了智慧；除了政治学、军事学，还有人说它是体育学，因为气功就是从他那里来的；还有人说他是化学的开山始祖，道家炼丹也从他那里来的。那么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他是哲学家，我们认为老子是唯物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因为他特别讲求辩证法。例如强弱、有无、虚实，无中生有、有中生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等，都充满了辩证法。所以老子的学问至少也横跨几大门类。

毛泽东是什么专业？他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人，但之所以没有受专业化分工的过多影响，是因为他其实主要靠自学。说他是中文系的也行，他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军事学也行，他是伟大的军事家；至于哲学，他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讲哲学也是驾轻就熟；艺术专业也算，他的字写得不错，是大书法家；政治专业呢，他肯定是个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政治家。随便就说了五个领域，所以说他是什么专业？

徐显明教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我听过他一次课，他说过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在三级学科做得很成功，只能算学术爱好者；你在二级学科（像我所从事的财政学就是二级学科）做得很成功，可以叫你学者；你在一级学科做得很成功，可以叫你学家，比如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只有横跨几个一级学科，还做得很成功，才能叫大师，所以大师没那么好当的。学科专业越分越细，违背了事物的本质，会导致盲人摸象的结果。

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的，其结果当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企业家们没有完全听亚当·斯密的，因为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分工越来越细，大家更多地靠市场交换，也就是横向交换。可是企业家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亚当·斯密说的不全对。若什么东西都不靠自己，都靠交换，那交换是有风险的。我拿我的布去和人家换面包，万一哪天出问题了，面包不能及时换到，我就饿死了，这是有风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一方面，确实有分工越来越细这种现象；另一方面，一个相反的情况，比如出现了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这就跟亚当·斯密的逻辑相违背了，这样一种现象就被称为“斯密陷阱”，也被称为“斯密之谜”，也就是说这种新的情况用亚当·斯密的原理解释不通了。既然说分工越来越细是好事，可是有的企业越做越大，反而用纵向一体化代替了横向的专业化。“斯密之谜”是谁破解了？是科斯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我们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但是市场交易费用不是流通费用，而是制度成本。交易费用如果为零，当然可以无限地分工，只要有横向的专业化、横向的交易就行了。可是市场交易费用后来证明不为零，它是正的，是有风险的。如搜寻信息的费用，货比三家、签约的费用，横向交易要签合同，由此带来违约的风险、打官司和执行判决的成本，等等。所以慢慢地，一些交易对象感到太麻烦，干脆合并成一个集团。比如一个炼钢厂跟一个铁矿矿山合并。本来矿山的矿石卖给炼钢厂，可如果哪一天矿山不卖了，或者遇到了一个新买家而单边毁约，怎么办？所以后来两家干脆合起来成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大公司就出现了。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就论证了企业的边界问题。如果组成一个企业，或组成一个集团，就会带来新的成本——纵向管理的成本。但是如果不组成企业，只去进行横向交易，会有什么成本呢？会有交易费用、制度成本。所以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呢？边际交易费用和边际管理成本相等的地方就是企业的边界。

科斯就凭两篇文章获得了诺贝尔奖，一篇是《企业的性质》，还有一篇是《社会成本问题》，讲污染权交易等问题。科斯的理论说明什么？说明企业家不傻，一开始提倡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但企业家发现情势不利，所以事实上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斯密的理论来，而是该专业化时专业化，该一体化时一体化，只要能赚到更多的钱。可是我们大学的专业一直划分得越来越细。特别是这些年，我们的专业比西方国家分得还细，曾经砍掉的一些专业后来又陆续恢复了。我所在的财政学专业在很多西方国家就是没有的，只是有财政学这门课。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不遗余力地要把一些三级学科变成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变成一级学科，这都是本位主义在作祟，没有大局意识。现在倡导新文科是什么意思？就是要重新强调跨学科、跨专业，道理在哪里？道理就在于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联系的，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

学科专业越分越细，就越来越割裂，越来越背离真相，越来越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而具体到一个学者、一个人，也是一个道理。你只着眼于你的小专业，别的专业知识一概不懂。怎么办？当然你会说不懂我可以找别人合作啊。我只研究税收不研究法律，我可以到法学院找个老师合作；我研究税收的时候不研究政治，我可以到哲学院或政管学院找个老师合作；遇到金融问题我可以到金融学院找个老师合作；等等。这就类似于亚当·斯密说的分工与专业化，专业化是可以，但它是有风险有成本有交易费用的。因此，是不是也需要来一点一体化，替代一部分专业化？我们说不能万事不求人，也不要事事都求人。这也就是说，我们学知识也存在一个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关系问题。

更重要的是学知识还没这么简单，它跟专业化一体化有关系，但还不完全跟简单地开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如果你的脑袋里面装的知识比较单一，也就是材料比较单一，品种比较单一，它不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脑袋里面多装几个专业的知识，它会有什么反应？可能有物理反应，脑袋就这么大，这个知识也要装，那个知识也要装，在里面挤了，它们就会打架、争吵。不同专业的知识在你脑袋里面碰撞，这是物理反应。还有一个叫化学反应，不同专业的知识在你脑袋里，相互交叉、融会贯通。不管是什么反应都是好反应。有多种专业知识在你脑袋里面碰撞交融，创新也就不远了。所以这个和开公司、开工厂还不一样，不是简单的边际费用的比较问题。只有掌握多种知识、横跨多个学科，才能够更好地找到创新的契机，才可能不断地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因此，教师作为学科交叉融合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要打破以往基于单一学科模式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趋势，拓宽多学科研究视野，不断提升自身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同理，一个学者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便你只研究一个小问题，看起来这个问题小得不得了，它属于四级学科，连三级学科都不算，但是为了研究好这个问题，你必须跨学科地运用多种知识。比如说研究个人所得税，这是个小税种，中国只有约15%的人交个人所得税。但要研究好个人所得税，必须懂政治学，要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研究起；要懂社会学，因为个人所得税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还要懂伦理学，研究赡养父母的怎么减免，孩子多的怎么减免，等等；要懂经济学，还要懂管理学，更要懂法，税收必须是依法交税、依法征税。所以一个小小的个人所得税，没有五六门学科的知识，是研究不好的。你即便只想研究透一棵树，你也最好是拥有一片森林。你不了解一片森林，就研究不透这棵树。

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创新需要接地气，深入实践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创新。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人类通过实践获取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和规律，又通过实践把握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知识和规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哲学家洛克说，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人的心灵就如同一块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只有让经验在上面留下印痕之后，才形成了观念和知识。宋代哲学家张载曾将实践知识区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墨家较为重视前者，提出了著名的“三表”：一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历史经验佐证；二是“原之于”百姓耳目之现实评价佐证；三是“用之于”实际政治运行后的效果佐证。儒家则强调后者，即“道德践履”。孔子的教学有四教、四科之类的说法，四教就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历代文献（文）、社会实践（行）、道德修养（忠）、行为准则（信）。

王阳明的学说——心学，它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叫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论文的关键词。王阳明不是书呆子，他领军打仗、行政管理都做过，而且做得很好，所以知行合一是他自己的体会。后面还有一个人，发现知行合一也不够准确，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陶行知，他给自己改了名字，把行放到了知前面。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的书——《矛盾论》和《实践论》。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首先是在舆论方面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当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就是这样掀起来的，是先有舆论的，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

为什么实践这么重要？

第一，人类的一切知识最初都来源于实践。人类的早期知识一片空白，那时哪有什么经济学、哲学这些学科。人最开始还是四只脚在地上爬，慢慢才直立行走的。人类的一切知识最初都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连人本身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人为什么站起来了？他前面两个脚要去摘果子啊，时间久了，前面两个脚就变成了手。劳动创造了人，而且还培养了人的团队合作意识。所以这是第一个道理，我们的一切都来源于实践。

第二，一切知识都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属。一切知识的有用性和真理性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是有变化的。过去更多的是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价值判断，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开始做定量分析，做实证研究，现在当然又有人说这个模型那个模型让人都看不懂。看不懂是个人的事，我也看不懂，但我不反对，为什么？很多东西还是要加以证明的，要证伪或者证实。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他只讲结论不讲道理，使人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即便如此，孔子还是重视实践的，他的四教之中就有社会实践（行）。实际上我们讲实证分析也是用实践中的数据来证明你这个观点是对还是不对，成立还是不成立，这也就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精神，站在这个角度来认识就没有问题。

第三，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首先都是在实践中冒泡。新的东西首先来自于实践，所以你如果离实践越近，就越早能看到泡泡在哪里冒，就可以越早地去创新。如果你离实践越远，泡泡冒起来了，甚至都漫出来了，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么离它近的人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协议书上按手印，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这说明什么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了，农田严重干旱，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再不这样做就要没饭吃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央从小岗村得到经验以后才开始在全国推广的。所以一切首先来源于实践，不是中央最先想出的主意，而是受到了小岗村的启发与影响。

第四，一切的理论创新，最终都要回过去指导实践，才能够像马克思说的商品被卖掉，实现“惊险的跳跃”，它的价值才得以显现出来。说到实践，不得不提司马迁。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他被汉武帝处了宫刑，这是一种极大的屈辱，但是他顽强地生存下来，因为他有他的使命还没完成，他要写《史记》。大家可能说司马迁都这个样子了，也不可能出去调查研究了，不可能去实践，那就只好关在屋子里写书，闭门造车是吧？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那就错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他一生有三次较大的出游，考察了好多的地方。第一次出游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他还很年轻，从京城长安出发，先后经过河南的南阳、湖北的江陵，到达汨罗江，到屈原沉渊处凭吊；随后沿着长江向东到江西的九江，登庐山，考察“禹疏九江”的所在地；再顺着长江到绍兴，在那里了解了大禹治水的过程；然后到浙江会稽山，游览著名的“禹穴”。会稽还是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都城，司马迁亲临遗址，凭吊遗踪，访求遗闻。从浙江绍兴又到江苏的苏州，再渡江到淮阴，访问了汉初名将韩信的故乡；然后北上山东，到曲阜观孔子遗风；后来又到北方七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再到徐州沛县，即刘邦的老家；后到宿州探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战场；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搜集有关魏公子信陵君的故事，再返回长安，结束了第一次数千里的漫游。这时候他才20岁，走了这么多地方，可谓相当不容易。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便入仕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时过不久，他又随汉武帝出行，巡视四川南部和云南边境一带，对巴、蜀、邛、笮等地的地貌、物产、交通都做了记载。这是第二次出行。司马迁第三次出游，是在公元前110年。他跟汉武帝东行到泰山参加封禅典礼。封禅典礼完毕之后，巡行河北的昌黎、乌龙，内蒙古的五原等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司马迁差不多游遍了当时的全国。所以司马迁的《史记》绝不是关在屋子里写出来的，游历的体验为他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也都被他写进了日记。在那么屈辱的情况下，他不死，这是格局境界。正因为既有格局境界，又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才写出了千古不朽的名著《史记》。

由此可见，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有个成语叫一鸣惊人。楚庄王当了国君，三年不理朝政。有个叫任举的大臣，面见楚庄王说，有一只鸟停在那里，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他说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在经过三年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开始颁布自己的施政纲领，楚国很快就强大了。楚庄王先调研、谋划，这就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商鞅到秦国的时候，一开始见不到他的人影。秦孝公说这个家伙原来在引进人才试讲的时候头头是道，现在怎么不行了？有一次秦孝公正要出差，突然商鞅跑过来说，您慢点走，我有事要跟您说。秦孝公说，等我回来再说。商鞅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以后，秦孝公决定不出差了，跟他谈了三天三夜，这才有后来的商鞅变法。原来商鞅一开始就在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绝不是偶然的，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些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与道路基础，所以实践知识是创新的源泉。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大学是“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专门机构。承担这一职责需要我们有批判的精神、活跃的思维、广阔的视野以及实践的经验等。若我们在平常的教学中能够把这三种知识传授给学生，我想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一定会大有提升。这三种知识就是软知识、交叉知识和实践知识。

【引用格式】杨灿明：《知识与创新》，《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