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红：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作者简介：高利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学科办主任、发展规划部部长、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环保法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室国家级法治人才库专家。培养硕士、博士二百余人，其教学课程获湖北省一流课程以及国家级教学奖项。在《法商研究》、《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代表作有：《动物的法律地位研究》（专著）、《动物不是物，是什么？》、《气候诉讼的权利基础》《环境法的价值定位》、《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等。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司法部、水利部等多个科研项目，曾获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达环境法学者奖等多项荣誉奖励。

摘要：知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命运和中国独特社会历史实践的交叠是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新文科，是指为回应新问题，运用交叉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完整性、结构性和简洁性。完整性是指该体系包括新文科的全部知识，并为知识创新预留借口；结构性是指其内部结构应立足近代以降形成的学科结构并不断发展新的学科；简洁性是指将复杂的信息凝练成简单的概念，以简驭繁形成有效的理论。新文科知识体系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准则，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使命，转换既有的学科范式，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推动新知识的生产。

关键词：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时间；空间

知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命运和中国独特社会历史实践的交叠是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回望知识的历程，在工业时代到来之际，知识逐渐区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价值与社会的合理性问题，后者主要是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主要表现为概念体系和以概念为基础的思想推导。自然科学则以数学为基本语言，形成一种符号化的知识体系，并在以计算为内核的应用中酝酿了新的科技革命。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技的发展，人的尊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制度的正当性边界正在模糊化，面对自然科学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伦理规则和法律制度竟一时失语，而自然科学也因为价值引领的缺失可能异化为人的对立物，甚至危及人类的存在。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分野” 所致危机有渐成沉疴之势，此即新文科知识体系产生的时代和知识体系背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为基础诞生的新文科已然成为回应前述问题的必由之路。在全球方位中观察知识体系，可发现其中包含了人类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基本价值立场，不同的国家、民族，基于其独特的历史，不仅思维范式各有特色，理想的生活模式、幸福的内涵也大异其趣，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中各美其美。如今的中国，携人类历史上最大之发展成就，试图带动文明之转型。然而，茫茫学海，上下千年，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内涵若何？其时空方位何在？本文结合知识的体系化特征，通过对现有文科知识的回顾，以概念化思维的基本规律为依据，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学术建议。

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知识分类的结果。文科“有时指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概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不相同。前者指向意义，探讨生命的价值，表达人类社会的情感、信念和精神风貌，后者则重在研究人的行为，聚焦社会变动和发展规律。在新文科的语境里，‘文科’一词是后一种意思”。本文所谓新文科，是指回应新问题，运用交叉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征是指由其本性决定的知识的完整性、结构化和简洁性。无论知识是经验的产物抑或是理性的精华，由于认知主体的人具有统一性诉求，外在的客观世界也因此被认定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由此对知识提出了普遍性的要求，作为普遍真理存在的知识应该也必须是完整的——唯如此不足以满足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需求，知识的完整性与世界的可理解性密不可分。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为解决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知识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以便人在既定的时空制约下学习和发展知识。将连续完整的知识体系划分为不同的学科，是近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图景。不同的学科知识像是知识版图的中的一块块小拼图，各自生长又交相辉映。最终沉淀并能继续生长的知识一般是那些最简洁的知识，这也是阿卡姆剃刀原理确认的思维的简洁性原则在知识中的投射。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是指该体系包括新文科的全部知识，并为知识创新预留空间。学科是一个话语产生的系统，其完整性的边界来自于知识的统一性。统一完整的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包含的知识，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延展并形成整体性特征。“空间性是真理之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的另一个基本属性是实践性”。时间向度上，要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价值评判尺度，回望已有的知识体系，并从中发现、提炼新的知识。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将已有的文科知识束之高阁，另起炉灶地建构新知识，而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研究者从现在回望至历史深处、投射至遥远未来，并在时间的往复穿梭中体会知识的相对性和人的生存境况的变换性和连续性。空间向度上，要放在世界乃至宇宙的尺度中，去思考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的诸多可能性。因为，知识本身“是由话语提供的使用和占有的可能性来确定的”。

人是在时空定位中了解自己，认识世界的，“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是个人思想、行动的基础”。尽管四维乃至多维空间的存在对知识建构的完整性和方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向度勾画知识体系的完整边界依然是基础性方法。因此，新文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包括历史和全球两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实际上，时空的重新组合是新思想产生的方法之一，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埃隆·马斯克与孔子在火星上相遇，他们之间关于人类生存秩序的对话内容如何？以此校验儒家思想在科技时代、星际秩序建构中的功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的确让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焦虑，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次重大的工业技术和科技领域的发展，都势必带来人类社会的焦虑，也必然会带来人类自身进化的契机”。在现代科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后，哲学、审美、艺术等，均可以在更加丰富、交错的时空中，极大地体验无限性，并创造出新的意象。这是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完整性扩展的机会。“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新文科学术研究因此将拥有超越传统文科的知识体量。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结构性是指其内部由多个不同板块、不同层级的知识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新文科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与传统文科迥然有异吗？答案是否定的。新文科并非生长于传统文科之外，而是秉持传统文科的基本结构，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因此，其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并无本质改变。

近代以前的中国以文科见长，西汉目录学起步伊始，图书根据“七略”分为六种类型。经魏晋南北朝以降经书和史书数量渐增且政治地位提升，演化至隋唐时期，四部分类基本定型，知识被划分为“经史子集”，其时并无理工之学科概念，少量的算术、医学、天文等知识也被纳入其中，此种分类方法以二级目录变动的方式吸收新的知识体系，淘汰或压缩既有的部分知识。该知识分类方法至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至高峰，其目录级别与今日的学科级别有同等功效，一级目录“经史子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学科门类，四部之下是包含的44类，相当于一级学科。自明末以降，欧洲的图书不断翻译出版，至晚清民初，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引进欧美的学科分类方法，并模仿欧美的学术研究方法重新梳理已有的知识。当时的西欧，经过“1850－1914年的大半个世纪间基本完成了学科专业化的进程”，我国恰在这一时期开始兴办新式学堂，1901和1903年张之洞两次提出学科分类，将西学与中国的经学并行开设，大体奠定了该时期的学科分类体系，至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令》《大学规程》将学科划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4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3门，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交通学等6门，从而在国家的教育制度上完成了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其中的文科包括如今的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至此，以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为蓝本的我国现代学科学术体系已基本浮现，但未包括我国2022年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文科中的艺术学、教育学。

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理路是以“科学”的范式驾驭“国学”，著名的“整理国故”运动即是如此。西方的学科知识体系发端于古希腊的“七艺”，包括柏拉图整理知识的四个板块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再加上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文法、修辞和辩证法。该知识体系伴随基督教得以传播，直至14世纪，大学才增设了法律学科。现代欧美的文科设置，并无如我国教育部官定的学科目录，但大体上沿着三条学术轴线展开，“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这一结构化的分界线在学科发展中，有所交错，产生了用历史方法研究社会普遍规律的“历史社会科学家”或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社会学科型史学”，但总体而言，文科的内部知识结构依然比较清晰。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也应立足近代以降形成的学科结构，并开辟类似国别学一类的新学科。国别学的要义是打破欧美知识体系在普遍性上的偏狭，以更加平等的学术态度对待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结构蕴含的内在意义和规律。再比如性别学，基于不同性别角色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再次解读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展，有助于突破男性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深化新文科知识对于人的理解的丰富性，扩展知识的频谱。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简洁性是指将复杂的信息凝练成简单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知识体系的建构，从整体上简化纷繁的信息流并传递有效的理论。西方思想体系注重逻辑，凸显思辨特征。“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大道至简，中国传统知识虽然不注重严谨的逻辑推理，但却通过创造简单的意象，使人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中把握规律。中国传统思维“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理学、佛学，都十分重视直觉悟解的作用，并将感性与理性融合在一起”。中国的知识界，在探索理论问题之际，其逻辑结构“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是今日之学术研究的任务。《周易》代表了我国思维特性的典范，直觉体悟与理性思辨的交融，以“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一套有形象意味的符号系统，以最简练的线条图形表达天地万物的总体关系。这种方法虽然看似主客观未能区分，实则“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观对象之上，随工夫之积累，而深入到客观对象之中，即不言科学方法，也常能暗合于科学方法”。显然中国古人在编述知识时遵循了简洁性原则，这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异曲同工。“这种非分析非归纳的创造直观或形象思维正是人不同于计算机器，是人之所以能够做真正科学发现的重要心理形式”。

在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若能将中国传统的知识思维模式与欧美学术体系的逻辑之网结合在一起，将赋予知识体系以简洁的审美体验，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新文科知识体系的简单性蕴含着将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用融贯一致的思想体系梳理提炼的理想。追求简洁性可谓人类的本性。学术化的思维就是一种概念化的思维，而概念，就是将一些复杂的现实归于某个简单的词汇并赋予其观念性内涵。爱因斯坦这样解释概念：“‘思维’是什么呢？当接受感觉印象时出现记忆形象，这还不是‘思维’。而且，当这样一些形象形成一个系列时，其中每一个形象引起另一个形象，这也还不是‘思维’。可是，当某一形象在许多这样的系列中反复出现时，那么，正是由于这种再现，它就成为这种系列的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元素，因为它把那些本身没有联系的系列联结了起来。这种元素便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概念”。知识原本就是由“人类头脑用其自由发明出来的观念和概念所作的创造”。

概念化既是知识的形成的起点也是知识简洁性的表征。“经过认真比较，诸理论中较简单的那个理论，就是比较美的理论，而美的理论则更易于在竞争中取胜”。当然，简洁的知识并非意味着能够轻易获得，其基本概念是分析与综合并高度抽象的结果，因此具有以一种抽象语言使人心悦诚服的理论力量。有鉴于此，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概念开始，通过对概念的重新阐释，扩展、改造其既有的含义，使其经得起学术同行的批判并获得认同，这样，新文科知识才能具有理论竞争力并最终沉淀为新的知识。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是一个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能够测量大脑活动，提取其特征并转化为替代、恢复、增强、补充或改善人类功能的输出。它可以帮助运动神经功能障碍者，也可以用于游戏控制，改善学习乃至应用于军事领域。其底层是算法，虽然“算法‘脱胎’于对‘改善生命存在之境’的预设”，但却可能导致异化的结果。生物学领域的前沿即基因编辑也引起类似问题。编辑基因可以治疗疾病，也可以增强人类的性状和能力，满足人对干预自我的生命、追求完美人生的期许。当脑机接口危及个人的情绪、个性和记忆、隐私、自主性之际，当人工智能设施具有情感和感知能力，当基因编辑用于改变认定的肤色、肢体、思维方式时，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能力、责任能力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人何以为人再次拷问我们的灵魂。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的尊严至少面临四个方面的风险。首先，隐私问题。脑机接口可以直接读取人脑的活动信息，而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别极其微小，该部分若被读取和编辑，将使现有的隐私保护制度几无效果。其次，自主性问题。脑机接口可以通过控制外部设备执行特定任务，使人丧失自由意志，失去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成为被操控的对象。基因编辑也将直接威胁人的自主选择，这在伦理和法律上使得责任归属成为问题。再次，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和歧视。至少未来一段时间内，脑机接口和基因编辑的使用是少数人的机会，那些获得认知增强能力的人将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扩大教育、就业等不公平。最后，引起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基因编辑能够主宰人的存在方式，而人工智能外部控制设备与人的身体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时，人身体的自然边界改变了，人的生命被矮化为一种物质力量。而在外部设备的生命周期与人的自然身体的生命周期不一致的情况下，取舍难题的解决有赖于对人的身份的伦理和法律认定。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回应现代科技对人性尊严的挑战。人之所以为人，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因为“人之为人本于天”，于欧洲文化传统而言，是因为人是拥有自由意志且能够自律的存在者。科技却“将人类看做商品——看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人类是值得尊重的，而不是被使用的对象。尊重和使用是两种不同的重视模式”。简言之，新文科的学术议题设置，需要将人的价值捍卫作为基本导向，要研究诸如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危及人性尊严的问题，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原则，还应提出伦理和法律的可行规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中华民族的“和合大同”思想提升为世界之治的普惠价值理念，是对人类共同体内部不同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进行提炼而成的基本范畴，是为世界普遍交往设置的基本价值准则，同时也是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新文科的学术研究，乃至人才培养，均应以此为价值引领，多以跨文化的视角，以人的身份认同之基本要素为核心，从世界规则体系建构之基本正义原则出发，超越现有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的野蛮，批判国际霸权的肆意和武断，解构文明冲突的狭隘结构。当中国再次崛起给欧美国家以压力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蕴含的世界大同之理想文化内涵，将是对文明冲突的一剂清凉解药。中华文化，数次经受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最终将外来文化溶于中华思想。以佛教为例，其思想博大浩渺，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和僧众即将其与传统知识体系嫁接在一起，取精用宏，“用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迎接般若学说”，与中国文化之间，从依附、到冲突，最终融合在一起。魏晋时期，佛教主要迎合玄学，南北朝在各学派异说纷呈，对佛教思想进行创造至隋唐，则虽然宗派分立，但思想上互相调和，融会贯通，通过判教立宗，对佛教思想分科组织，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晚唐以后，各家归禅，禅宗一枝独秀，充分体现了中国直观体认的思维特征。概言之，中国佛教的形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西行求法，再到融会贯通的整个进程，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也说明了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拒斥外来思想的文化封闭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价值引领的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人类的角度，理解多文化的差异，并力求寻找其共通之处。

新文科的学术追求，就是要从世界主义的预设、全球正义的诉求和和平建设的路径中，以学术话语、知识形式揭开新的全球化之幕，以人文艺术的情感和意象表达全球的交融，以哲学理论建构人类社会的立场和理想世界的图景，以经济、政治、法律的规则重塑全球的秩序，以全球公民教育的方略展开人才培养。概言之，提出新文科的学术问题，就是从中国的立场推而广之，最终用世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知识体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换言之，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自觉，是指向全球、全人类的知识追求，是包容了一国、一族、一地知识的全球性的概念和理论，以此为使命设定和开展学术研究是其要旨。

人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局必然是资本宰制人，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畸形和片面的现代化。”以生命共同体建设为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有效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该理论具有原创性，在构建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立足国情，深刻把握世界当今矛盾的智慧之选。

因此，我们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重新衡量、评价已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甄别其背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概念、理论，扩充发展权、环境权、代内公平、代际正义、种际平等等理论体系，提出气候稳定权、数字人权、国家环境权等概念，补充已有的生态保护理论之不足。我们要研究生态经济、绿色政治、环境法律的基本规则体系，完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的制度体系，以新的话语、新的理论、新的规则建议来编织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之网，为生命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知识是什么，虽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人们基本认同“知识是经过证实了的真信念”，其第一要素是信念，第二要素是真，第三要素是证实。然而，在时间的长河中，信念有时候也会像一叶扁舟，随波逐流，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全球统一，尤其是文科，其本身就是关于意义之学，不同时代的人信念各异。因此，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要确定时间的向度。要在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后，重塑知识的内涵。时间，在学术研究中，某种程度上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选取何种时间段进行研究可能决定了其研究结果的走向。选择学术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行为，可命之以“学术时间”，这是与“自然时间”不同的概念，是对自然时间进程中某个片段的截取。学术时间虽然嵌于自然时间，但更加突出了与特定事件、现象、人物、组织的关联性，包含着问题指向和对自然发生的现象之位阶的确定。因此，完整的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求用历史、共时、未来的眼光对传统文科知识系统解读和再造，将整个既有的知识体系纳入学术时间并拓展之。

历史研究回望人类文明，面对或灿烂或晦暗的过往，首先是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历史事实。科技手段助力下的新史料之发掘，为当下新文科背景下的历史事实之发现提供交互补正、综合认识历史事实的新机遇。而文献的数据化检索、量化的分析方法等，丰富了历史研究方法，使得研究者如开天眼，如获捷径，能够重新整理传统史料并从中发现新的史实。同时，要以中国化、全球化的主体意识发现史实中的历史意义。新文科历史研究的范式，是对以往历史研究范式的超越，如果说既往的历史研究“各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其所突出的中心线索，所属之主导性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历史主体或研究视野，以及所采取的叙事类型或书写方式”各不相同，那么新文科自主历史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研究，就要调整焦距，发现历史中的人，包括边缘人物的悲喜交加和琐碎人生之历史价值。可喜的是，以小人物，甚至是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为对象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如研究某个道观的住持等，这类关注具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际遇的学术文献，蕴含着人性温情。此外，还要放大历史的研究版图，在地方史、文化史、社会史、文化地理史、环境史、疾病史、城市公共空间史、节日史等领域中解读人类的过往，发现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意涵。

其次是各学科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以哲学史为群史之首。“哲学史就是问题史”，哲学史上的每个时间节点，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每个流派的兴起背后都有时代提出的特定问题，其理论内涵也植根于其历史条件，但其问题域大致稳定，“人类的、各族群的哲学思考，又总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展开，因而有其普遍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在各时代展现为不同的关切，然而不同的哲学形貌背后都有普遍性问题”。哲学史与艺术史、文学史、观念史、政治史、法学史、经济史、社会史、教育史等有着内在的关联，诸专门史构成了时代的思想光谱。新文科范式的各学科专门史，应超越中西分置的二元对立思维。但融合中西，不等于用中国的材料套入西方既定的理论框架，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泥淖，也不等于生吞活剥西方理论。比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一种是“严格地按照西方所谓的哲学的内容去找古代的那些相关的思想资料素材；另一种写法是以中国自己的义理之学的体系本身，成体系地来论述义理史”。前一种研究方法会导致“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丧失属于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本己性、系统性与主体性”，后一种研究方法又会使哲学研究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潭，故步自封。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哲学史，这两种方式都不妥当。唯有以博大的胸怀，于天地之心观照世间万物，“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要解构西方中心的立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建构出具有“理想主义的真善美统一的文化哲学”。

如果说哲学史的对象是人类的普遍问题，各学科专门史的对象则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以本学科的历史素材为对象，运用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领域的人类行为及其发展过程。专门史的研究同样要从史料出发。法制史研究的一代宗师陈顾远曾殷殷嘱托，切忌“偶依个人主观而述中国法制”。由于法制史的史料煌煌大观，尤其是宋代以后的资料，更是多得令人生畏，单是清代现存一千多万件国家档案，其中仅司法类档案就有百万件之多，伴随着这些史料的数据化，新的学术问题和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一些数据库的建设思路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比如寺庙登记数据库，其中包含的信息“涉及历史学、都市学、历史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学、档案学、经济学、法学及法制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公共医疗学以及新文化史等领域，充分具备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研究价值与极有可期的研究空间”。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下的法律史研究，一方面要关注中国法律制度和思想与变迁规律，另一方面也要拓展国别法律史研究，还可以选取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比较研究。就问题意识而言，则可以在法律的权威性来源、治官与治民、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研究不同时代的法律秩序，从而打通中西法律的基本问题指向。“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史还应以人为对象，揭示人与规则的互动关系，而且，不独成文法，“从非成文法角度而言，民族习惯、行业规矩等，范围更广泛，相关人物更多，芸芸众生，很多‘中层人物’‘小人物’均可以纳入考察范围”。要言之，法律史研究要研究人和制度，研究法律社会、法律文化，还要“更加贴近和回归实践和尝试，关注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动态实施和具体运作环节”。

除了哲学史、法律史外，各科专门史还很多，比如经济史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研究范围广泛且不断专门化。经济史研究中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进程已经非常深入了，量化分析方法也运用得十分娴熟。以新文科的视角观之，仍能得窥其中中西分野、裂土而治导致的不同问题意识和价值指向。比如单纯以西方经济学采用的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进步水平的标准，就会发现，“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自秦汉至明清均没有大的变化……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认为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难言有任何进步”，实际上这是不自觉地掉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之中。经济史的研究，如同其他专门史的研究一样，是交互作用的，“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新文科视野下的经济史，要扩宽研究视角，拓展研究领域，将生态、文化、人口等要素纳入其中，与其他专门史互为补益，发现人类历史各领域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规律，为多元而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提供学术指引。

各科专门史的研究创新空间非常广阔，对前人学术成果梳理，本身就带着问题意识和研究脉络的预设，文献的取舍之间、顺序的编排位次、言辞的褒贬分寸等，均体现了研究者的思想自主性，知识由此在传承中得以创新。而且，在大数据和智能化分析、图谱化表达的助力之下，历史资料的多元化体系基本形成，东西方的二分也更容易打破，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越来越大，纳入一个研究议题的相关对象和现象越来越多，原来认定的一些因果关系可能在新的研究框架中被重新认识，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诚可期待。

共时性研究既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常态化进路，也是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进路，当下的学术研究大多属于共时性研究，具体表现为研究设定的是现实问题，所及时段比较短，在全球同行专家之间就现实的学术问题展开交流中具有较强的共时性。随着全球学术资源的数字化，同行之间几乎是在统一时间获得相同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学者聚集效应。鉴于共时性研究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全球学术问题的网状交流，其中蕴含的知识生产路径，时间性较弱，空间性较强，在此不展开论述。

新文科知识体系建构的未来指向，也许是最令人兴奋之处，也是新文科知识体系的意义担当。知识能够在未来发挥作用，或者研究者有面向未来的学术自觉，但具体研究的素材却受限于现存基础。换言之，寓未来于当下或历史之中去揭示和预测。历史研究的目的也包括“述往事，知来者”。《理想国》或可称为最早的面对未来的学术研究作品，它奠定了乌托邦的学术脉系，此后两千年间，诞生了多位空想思想家。马克思在通过对当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系统批判之后，揭示其历史限度，指出未来的文明形态以道德生活为基础，“在那里，人认识到人类本质的美好，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不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都是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而以进化的思维指向未来。其论证过程中暗含着时间这一基本要素，其中的未来，是从过去缓缓走来的巨人。

《增长的极限》或许是20世纪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份研究报告式的作品。该报告指出，指数增长的性质决定了，地球资源为经济设定了增长的极限。此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虽影响深远，但很难将之归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未来预测的研究中，智库类的学术组织似乎承担了更多研究责任。

颇为有趣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占星术、卜卦算命之类预测未来的技巧，当今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未来学(futurology)或预测学(prognostics)，它不是关于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将未来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现有的知识技术和经验，描绘未来的基本特征或某些知识的应用场景及其结果，并以此来评价现有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未来指向在这门所谓的未来学中得到极致展示，但其能否构成严肃的学科，其研究成果是否属于知识，争议颇大。就其内容而言，未来学或预测学的学术旨趣很大程度上指向当下。

长久以来，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时间本身就是空间”。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时间的重视程度远超空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进程，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空间转向。这与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关。由于认识到之前的思想限于僵化的空间结构故步自封，福柯提出了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异托邦是一个异质的有限空间，追求差异、多元、多变和模糊性。空间不是客观的物理性的，而是人类的活动构造出来的社会性空间。此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开始重视空间的意象，而“若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空间，那就需要在抽象的每一个层面上，包括本体论在内，对批判思想进行一种更加入木三分的解构和重构”。于是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了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本体论的空间性使人类主体永远处于一种具有塑造能力的地理位置，并激发了对认识论、理论建构以及经验性分析进行一种激进的重新概念化的需要”。这也正是新文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空间观。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对既有内化于知识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本质性挑战，它不仅要求打破东西方的思维藩篱，还要求打破人与自然的区隔、沟通不同的地理空间、协调多物种之间的秩序，因此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空间变量变得丰富且可能在交错中展开。经济区域、政治区域、文化区域、司法管辖区域、生态空间、星际空间，乃至集市、电影院、浴室、监狱、医院等，都可以构成知识建构单元，相关研究已在学术世界中浮现，数据化、智能化的研究方法则使其学术创新程度大大提高。

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空间视野是全球性的，其所谓自主，就是要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范式，比如研究思想史，“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块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体系，但并不是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的比较研究”。在此，自主性所暗含的空间性，是文化自省之后的自信，通过空间的重构，通过中西的比较，新文科的学术研究，在我们“能与西方相通的地方，可以证人心之所同；我们与西方相异的地方，或可以补西方文化之所缺”，反之亦然。

以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古已有之，只是现代科技增加了区域重组的机会，拓宽了区域内的经济影响深度和广度。比如网络购物平台的出现，就使得客户范围、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与传统的经济空间相比，有明显变化，由此带动行业竞争力的变化。不仅如此，新的金融、零售、物流、仓储需求也激发出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消费心理、人格特质、社会认同、社交方式、审美情趣、情感认知、监管模式等，均可能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展现出新的特点。这些问题为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提供了学术问题并催生出诸多新成果。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则引发了经济空间划分的问题，这与科学成为一种直接生产力有关。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与经济地理结构高度相关，资本与知识相伴而行，挑战了既有的政治国家和司法的权威。人的文化身份在新的空间中被重新定义，且对艺术和文学的表达形式也产生了影响。

政治空间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空间，权力关系塑造了空间的边界，也限定了参与空间治理的能力。有研究认为权力空间是一个创新性的概念工具，其实这个工具早已有之，其创新性无非是空间边界的流动性增加了而已。国家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危机。不仅经济，民主、知识、科技、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自由和流动，在虚拟世界的叠加之下，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问题令学术界深感无力，知识更新的速度已然有落后于现实需求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治理体系的优越性越发突出，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和经济权力的分散相结合，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造就的活力与弹性，其中的理论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凝练和展示。而当全球被作为一个政治空间之际，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成为题中之意，这也为新文科自主知识的创新打开了宏阔的空间。

生态空间的设定，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知识疆域。福柯不无尖锐地指出，“主权者处理自然，或毋宁说处理地理的、气候的、物质的环境与具有身体和灵魂、自然存在和道德存在的人类之间的永久结合、持续不断的交错；而主权者将必须在物质要素意义上的自然介入人类的本性意义上的自然的交接点上行使权力，在此节点上，环境成为决定性的自然要素。这就是主权者必须干预的地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三重叠使得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须，这正是新文科知识生产的典型特征。生态空间的本底状况和演化规律与人类政治的特性、经济发展的规律、文化形态、法律制度的结合，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甚至对已有的学术体系产生颠覆性冲击。“环境显现为干预的领域……我指的是这样的个体的多样性，他们从根本上说只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生存，受缚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物质世界。通过这种环境，人民试图达到的，恰恰就是由这些个体、人口、群体制造的一系列时间，与在他们周围发生的准自然事件的结合”。福柯饶舌的论证，说服了诸多学者，生态环境的外在限制性与权力结合，已影响了人的属性，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生态环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并据此改造现有的制度。举例来说，法学以法律关系的方法分析和认识法律，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和权利义务内容，近代以来，生态环境只是客体，是人类利益指向的对象。但随着动物权利论、自然权利论的崛起，法律的主体范围在一些国家的制定法上已有所扩展，也动摇了财产权的概念，诸如法律主体、法律关系、财产权之类的基础性概念的变化，极大地撼动了近代以来的法学体系。而生态与政治学结合，产生了生态－生命政治学，与文学结合，产生了生态文学，类似的还有生态哲学、环境史学、环境心理学、环境教育学等。概而言之，生态空间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单元，具有学术范式转化的效应，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也成为常态。以前，“每种学科都在它自身合适的层面、在为它指定的领域发展，轻视所有的重叠、借鉴和相似性。现在，人们发现，所有这种切割和区分要么在消退，要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自我重建”。新文科知识体系构筑中的学术理论是彼此成就、交互往复的，也是富有生机，如潮动般奔涌的，在这里，“语言学和文学作品之间、音乐和数学之间以及史学家的话语和经济学家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以借鉴、模仿或无意识的类似来描述，甚至也不以结构上的同形性来刻画；这些作品、这些首创性是在相互关联中形成的，是为彼此存在的。”这样的新文科知识，为生命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了学理支持，也为中国引领全球转向生态文明给出了学术建议。

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携着科学的万钧之力不可阻挡地到来了。在这个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的汪洋恣肆的海洋中，人何去何从？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吗？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剥夺与利用的关系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亟待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去回应。在全球化的理论之网中，中华文化带着千年的风华，以深沉的底蕴、温婉的风格、优雅的语言，承担起了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之责。这一体系，并不是外在于现有知识的另类体系，而是以现有的知识为起点，以探究性的诠释方法，借助已有的概念、理论，运用量化、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研究等方法，在回应现代科技提出的新问题基础上，充分挖掘既有制度的可能性，发展新的秩序。唯有如此，自主知识体系方能与世界对话。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在建构之初，就应该有体系化的宏观构造，尊重现有的知识结构，发展现有的学科体系，有交叉、有新知，有新学科，但不是抛弃已有的学科体系，更不是对既有体系简单地改造、肤浅地打通，这要求知识界必须真诚地面对问题。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以轻浮浅薄的姿态否定已有的学术理论，而是严肃的学术探求。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也将打通中西、南北区隔，让由每个人组成的人类命运与共。于此而言，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新科技的发展给了人类许多新的能力，追求种际和谐，建设生命共同体，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人类的新理想。当人类已经开始谋划移民火星的时候，反思星际秩序，如何处理好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新的时代之责。当此之时，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为天地立心。在此三类价值领航下的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同时发力，审视、重塑已有的知识，发展新的知识。时间对于知识建构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知识承载着特定时期的信念，在时间长河中变迁、起伏。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在历史、共时、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上，通过重构、交错时间的起止点，对原有的知识再发现、再批判、再定位，再发展。而当代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方兴未艾，新文科以人类活动或思想所及的空间为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权力结构、意义内涵、秩序机理，并以新的意象、文字、数据等方法表达出来，在流动、变换的空间中，审视人的尊严和价值、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定位以及与万物之间的关系。重新编织时空正是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方略。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在新的时空定位中，超越了“体用之争”。以中华文化的自信为底蕴，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以新问题为对象的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全部知识皆是为人的尊严、人类的大同、所有生命的勃勃生机提供理论支持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