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勤中国在博鳌举办了“中国金融文化实践的观察和重塑”研讨会。4月19日，德勤中国公司治理中心项目研究小组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和与会的新闻媒体分享了研讨成果。
在四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金融业的变革和发展令世人瞩目。同时，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中国金融业又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一个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段，2018年，德勤中国公司治理中心组成专门项目研究小组，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彩虹主持，系统地确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视角，对中国金融业的变革和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中获得启示，演化出对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2019年和2020年，项目研究小组先后发布了《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实践研究报告》和《紧迫的历史重任——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两份研究成果，从“治理制度”和“人”的角度，梳理总结历史，分析问题，提出政策和实践建议。两份报告发布后，引发了社会的积极反响，有些建议得到了相关方面的肯定和采纳。
2021年，项目研究小组聚焦于“中国金融文化实践”，以变革和发展中的金融文化实践为对象，尝试地提炼出了中国金融文化价值内核的四大要素，即“诚 信”、“稳健”、“创新”、“担责”，并从长期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全力倡导优秀金融文化的自觉实践。和前面两份报告有所不同，鉴于金融文化实践的广泛性， 报告不再以中国银行业作为代表进行研究，而是沿着整个金融业展开，并向全社会延伸，从金融业的“官商文化”、“信用文化”、“风险文化”、“勤俭文化”、“普惠文化”和“监管文化”到社会的“财富观”等七个方面落子布局，整体性地把握中国金融文化的变迁、现状和未来走向。项目研究小组希望，该报告有助于推动中国金融文化的建设，主动自觉地实践先进的金融文化，助力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发展，助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共同的命运。
三年三份报告，构建起了中国金融“治理制度”、“人”和“文化”三者紧密关联和互补的研究项目体系。其中，金融业的“治理制度”研究偏重于短期视角， 着重解决当下的问题，时间上界定在五年左右；关于金融企业家的培养和塑造，立足于中期考量，针对的是十年以上或代际更迭中“人”的积极动能；“金融文化实践”则放眼长远，总结历史积淀的优秀传统，自觉地构建起面向未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并使中国金融业可持续、长久发展的价值观，时间以三十年为起点，延伸向更远的未来。
从表现状态来讲，前两份报告关于“治理制度”的完善和“人”的培养与塑 造，在于“外”、在于“形”；今年的这份报告，“金融文化实践”则在于“内”、在于“神”。项目小组试图通过由“外”及“里”、由“形”入“神”的研究，将“制度”和“人”等因素归结到“文化”根源之上，深层次地解读中国金融业变革和发展的历程，认知和尝试去解决中国金融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用两句话概述这个三年一体的研究体系，那就是：内容上，从“制度”到“人”， 再到“文化”；时间上，五年看治理，十年看人才，三十年看文化。
中国金融文化的一条发展主线是从“官文化”到“商文化”。“‘官文化’是一种深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行政管理文化，以等级分明、权力行事和服从纪律为特 征；而‘商文化’是基于市场经济和商业原则的文化，它以讲求经济效益、推崇公平竞争和注重契约精神为特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彩虹教授介绍说，“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淡化‘官文化’，并逐渐强化‘商文化’的过程。从‘官文化’转向‘商文化’，既是过去中国金融业成功改革与转型的基础条件，也是未来中国金融业从规模做大到内涵做强的必经之路。淡化‘官文化’的关键是， 金融机构在经营和管理上‘去行政化’，在取消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行政级别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强化‘商文化’的关键在于，培植和增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尊重市场竞争的原则，坚守诚信无欺的基本价值观。”
金融企业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风险文化在金融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关于如何培植良好的风险文化，陈彩虹教授认为，“风险管理的主题是如何承担风险，而不是如何规避风险。我们提倡金融业建立稳健的风险承担文化，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风险适度’而不是‘风险最小化’。首先要确立敬畏但不畏惧风险的文化基调。敬畏风险，是指充分理解金融行业的高风险特性，拥有强烈的风险意识， 任何时候都不抱侥幸心理，随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同时，对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拥有清醒的认识，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保持谦逊之心、稳健之态，反对激进和过度的风险承担；此外，必须尊重风险管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在金融领域，诚信价值观集中体现于信用文化。“先进的信用文化包含合理的信用观，即对于信用性质和来源的恰当认识，对于‘信用即资产、信用即财富’理念的普遍认同；包括对于诚信原则、契约精神的尊崇；还包括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社会共识”，德勤中国副主席及中国金融服务业领导合伙人吴卫军指出， “中国金融业信用文化的建设，尤其要重视培育契约精神，即将践行契约承诺、履行契约义务作为自明之理和道德底线。中国金融机构要不断积累‘以信而贷’的实践经验，并在国家信用体系的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普惠金融在中国被通俗地理解为又普又惠，即不仅要保证原来遭受‘金融排斥’的机构和人群，能够同等地享受常规的金融服务，而且要保证这种金融服务应该是廉价的、优惠的”，吴卫军说，“这种认为普惠金融必须廉价和优惠的主流观点，与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存在内在的不一致，已经成为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商业可持续性要求普惠金融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如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不能保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那么，普惠金融也就必然缺乏可持续性。不错，普惠金融不一定要做成一门赚大钱的生意，但一定不能是一门亏损的生意。真正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文化不是‘下沉’的文化，而是‘扎根’ 的文化，是发自内心、由被动到自发、由自发到自觉的业务理念，是扎根基层、自下而上共同认可的动因。”
放眼中国伟大的经济金融未来，陈彩虹教授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的实践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文化不自觉，而只是任其自发而为，就难以形成文化自信。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自觉的成分较弱，文化的梳理、总结和提炼不足，特别是具体到日常金融活动中的文化实践，如何去恶存善，去丑存美，去粗存精，尚需要金融从业人员、金融企业和行业，金融相关的监管和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主动有为地思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