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和1978，我和中南大（二）

40年前，1978年12月18日，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为期四天的会议，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40年前，1978年，武汉，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迎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来到这个刚刚更名后的学院，开始了求学的征程。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或许都想象不到，自己将会一路见证这所学院的发展。

1978年，在这个国家发展历史性转折时期，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1984年，中南政法学院恢复建校，1985年，湖北财经学院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从1978到2018，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始终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扬帆远航，奏响新时代的乐章；从1978到2018，湖北财经学院经历分合，始终艰苦奋斗，一往无前，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昂首挺胸，谱下“双一流”华章。

四十年光阴荏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今天，让我们走进改革开放初的那些故事，听听来自40年前的声音。

我们在呼唤你，你能听到吗？

“与法同行，法行天下，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

1968年的武汉，天气寒冷。刚刚读初二的吴汉东并不太清楚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武昌实验中学继续读书，不能再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校园里玩耍，而是要离开家乡奔赴农村，去到潜江的田间，挑起170斤的担子。

这是中国历史命运的安排，作为弱小无助的个体无从选择。在乡村的两年间，吴汉东赶车驾辕，插秧割谷，修堤筑坝，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一年到头，虽有劳作之累和生活之困，但农暇之夜煤油灯下的阅读——读文学、读历史、读政治，就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享受。后来的一次机会，吴汉东通过招工离开了潜江，来到了襄阳，从一名“农民”变成了一名“邮差”。骑着自行车，挎着大邮包，穿梭在大街小巷，这就是吴汉东每天的工作。

独居异乡的日子，生活是平寂的，但也有些许色彩，两本读书笔记和一些文学创作是吴汉东青葱年代最重要的收获。在邮局工作的时间一晃而过，1977年的秋天，已经是邮电局团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的吴汉东收到了一条消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得知此消息后，吴汉东心中对知识的渴望被瞬间点燃，他立刻报了名，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如今的吴汉东，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威。但在那个年代，法律属于“保密专业”，彼时26岁的吴汉东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法律，更别说了解什么是知识产权，所以偏向文科的吴汉东填报了自己的高考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

收到录取通知是在1978年2月的一天，当时正在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吴汉东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你被湖北财经学院录取了！”激动的吴汉东一夜未眠，一大早天一亮，他就拎着一个小箱子，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火车。可是看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吴汉东又陷入了疑惑：什么是法律专业？学法律是要干嘛？“有一个当过警察的邻居告诉我，学法就是当法官，这我才对法律专业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吴汉东说道。

2月的武汉仍旧寒风凛冽，吴汉东来到了湖北财经学院。在当时，全国只有三所学校招收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所是北京大学，一所是吉林大学，最后一所，便是湖北财经学院。这三所学校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总共加起来，也只有150名左右。

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学学子，吴汉东所在的班级年龄差异较大，已经27岁的吴汉东是这个班级的“大哥”，担任了班长。这个班后来被称为“中国法学第一班”，而在这个班组建之前，如今的“民法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只是在乡间农田里锄地的少年，如今的著名国际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只是在湖北利川插队的知青，曾任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的著名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家方世荣也只是一名爱写诗的文艺青年。恢复高考让这群不同身份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有志气、有担当，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牢牢刻在心中，并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不同于现如今的法律学习，如今法律专业的学生有专业的课本，有法律文本，但在四十年前，摆在吴汉东面前的只有《宪法》《婚姻法》等几本法律文本，只有粗糙印制的油印讲义和已经发黄的老教材，但这丝毫不影响学子们求学的热忱。吴汉东和同学们会每天到学校里的公共橱窗里仔细阅读党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会自发地针对报纸上的文章展开学习和讨论。“1978年，全国开始真理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法律知识的习得更多来自于实践。吴汉东和同学们会走进工厂、走进车间，走进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去了解案件实例，去深入基层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才能“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没有良好的环境条件保障学生们的学习进度，但同学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熄灯时还不上床睡觉，直到辅导员来催促才入睡；学校停电的时候，同学们就跑到相距不远的武昌火车站路灯下学习；夏天天气闷热，没有电扇，大家就结伴到操场上的青石板上学习、休息。

这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在湖北财经学院度过了四年最值得铭记的大学时光。毕业后的吴汉东已过“而立”之年，选择了在本校教书，由此吴汉东实现了“农民——工人——职员——教师”的人生转型。每念及此，吴汉东都感念高考制度改革，让一群有抱负的青年有了选择的机会。

1986年，吴汉东完成了研究生学业。由于硕士授权点的限制，他报考的是法学理论专业，师从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出于对民法学的偏好，又在民法学家李静堂先生和罗玉珍先生指导之下，专攻民法基础理论。最终在老师们宽广的学术胸襟中，选择了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学位论文。他的硕士论文是我国第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硕士论文，他在1984年开设的知识产权法课是我国高校第一门知识产权法课程，他与与同学、同事闵锋在1986年合著的《知识产权法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教材。1991年秋，吴汉东以“不惑之龄”、有惑之心，开始了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生活，后又作为教育部委派访问学者前往美国Syracuse大学进修。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吴汉东的博士论文“将我国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升到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崭新水平”获得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是唯一一篇受奖的法学论文。

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正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和事业发展的四十年。作为 “111基地”中方首席专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文化部文化知识产权研究基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的主持人和首席专家，吴汉东一直致力于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为我国知识产权重大决策做出一些思想贡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为国家领导人讲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先后应邀主持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广播影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知识产权“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知识产权“十三五”发展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纲要》等国家战略以及湖北省、西藏自治区等地方战略的专家建议稿；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商务部、文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总局等中央部委以及20余省市领导干部和许多高校、企业做知识产权专题报告，并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社会与法”、“科技”等频道和栏目做访谈。吴汉东人生道路的学术选择，与国家法治建设发展紧密相连，只求专业研究之兴趣，尽报效国家之使命。

而在他的带领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学科发展也成就显著。如今中南大法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民商法学、法制史和宪法与行政法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均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也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拥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8个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5个研究方向。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民商法重点学科；在已拥有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经济法学等多个部省级重点学科的前提下，2008年，法学学科获得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殊荣。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分别获得湖北省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称号；此外，法学学科在全国“211工程”院校三期重点项目的申报上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广泛认同，并于2017年9月，法学学科成功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3个基地。在2018年1月中下旬，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公布了“2018年度新建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立项名单，我校申报的“新时代科技革命与知识产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立项,实现我校该项目的零突破，亦是我校继入围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后，学科建设又一里程碑式的进阶。

纵观全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法制工作方针，到如今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而高校的法治教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一所扎根中国大地的财经政法类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及为国家法治建设发挥“智囊团”作用的使命，吴汉东希望，中南大能够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在推进中南大法学更上一层楼的同时，为中国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属于中南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