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战略。创新能力的培养与三种知识息息相关。一是软知识。软知识在所有知识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软知识的多少决定了创新能力的大小。二是交叉知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身就是密切联系的，只有实现知识的交叉融合，才能够越来越靠近事物的真相和本质。三是实践知识。可从四个方面做出解释：人类的一切知识最初都来源于实践；一切知识都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属；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是在实践中最初显现；另外，一切理论创新最终都要回过去指导实践。软知识、交叉知识、实践知识，这三种知识最有利于个体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以人工智能工具体和意识体的区分为视角，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影响、无人机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可否拥有公民权利等宪法问题；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定位，能否拥有民事法律权利、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拥有和继承财产等民事法问题；控制人工智能风险的责任分工、制定无人机等人工智能体法律法规等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自动驾驶汽车等机器人造成危害结果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等刑事法问题；人工智能可否决定国家使用武力、如何使用武力以及相应责任等军事法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范围广泛、内容具体，展现了较强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想象力，值得借鉴。由于人工智能处于大规模使用的初期，现实法律问题的个案有限，相对于解决问题，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提出问题。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影响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推动科技在法治的轨道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法治人才培养领域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

纪检监察学是研究纪检监察思想制度及其相关活动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纪检监察学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世界意义。如何探索一条有效的学科建设路径不仅是当前该学科面临的重中之重，也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纪检监察学学科内容的独特性，应当把握好纪检监察学科的属性和内容，在研究范式上要坚持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在人才培养上要实现专业素能与专业范畴的融合，在发展理念上要兼顾监察法治与监察方法，以此实现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的持续性，推动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

目前我国的涉外法治研究，已为我国对外交往实践及涉外立法完善提供了宝贵智力支撑，现有研究初步呈现以中国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导向，并迈开了构建中国立场的涉外法治话语体系步伐。同时，该类研究也为培养和储备涉外法治人才工作的国家战略起到了理论助推作用。但现实中，对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制度性问题研究匮乏，涉外法治的实证与交叉研究尚待深入，涉外法治的理论研究者与相关实务部门的信息传递与利用，尤其是研究成果服务国家重大决策方面还缺乏机制保障。

学术期刊既是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促进理论创新、打造话语体系的重要媒介。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构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威廉·莱斯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并通过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控制自然”的伦理意蕴，提出了重建科技伦理，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系统阐发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及其理论得失。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理论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伟大成就，这是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的伟大创新，为全球贫困问题的治理和减贫目标的实现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艰难探索，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代表。

“双减”政策在实施中遭遇校外学科类培训名亡实存、教育公平受到挑战等难题。究其原因，现代社会的运转依靠形式理性和系统代码，导致教育系统遵循升学指标展开运作，形成应试教育的乱象，以致教育系统的运作不会自动遵从“双减”政策的要求。为了以法治化的方式贯彻“双减”政策追求的素质教育目标，国家立法应对教育系统实行程序法治，一方面赋予高校自治权，允许教育系统对录取学生实行自我规制，以多样化的素质教育标准取代单一化的高考成绩标准；另一方面要对教育系统再行规制，让社会多元代表参与高校自治规范的制定和相关决定的作出，并配置相应的监督、公开和救济规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教育主权渐次确立，立法保护受教育权，初步形成了教育法律体系，将受教育权确立为宪法性权利，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教育法律的国家意志突出，公法特征鲜明。1949至1976年间，在经历了全面接管、院系调整、改造教育内容等之后，国家全面收回教育主权，法律规定国家为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物质、师资等基础性资源，教育法律先立后废，政策主导下的教育治理体现了公权至上、服务政治的特征。1977年后建立了国家和学校二元权力学位授予制度，法律赋予了受教者更多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选择自由，比较全面地构筑了保护教育平等的法律制度体系，教育立法表现为公权主导、私法生长，整体服务国家战略。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适度节制教育管理权，深化保障受教育权。在积极参与教育国际治理之际，维护本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主权始终是主题之一。